特刊『摄影的光荣与梦想 60年和60个摄影家的经典瞬间』

汪芜生：我也抓拍，我抓拍的是风光

采写-那日松

汪芜生，我把他称作隐居在大上海的两位“摄影大师”之一，另一个是陆元敏。在上海，大多数人都知道陆元敏，但却鲜有人知汪芜生，这可能是因为他20多年都旅居在国外的原因。
前两年汪芜生回国了，在权衡了北京和上海两地之后，汪芜生最终把“工作室”放在了上海，他说北京太躁动了，他想找个相对安静的地方。
虽然汪芜生在国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并被称为“当代郎静山”，但行为非常低调的汪芜生却选择了沉默和自由自在的生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汪芜生关于风光摄影的趣谈，他说我也抓拍，但抓拍的是风光。

《像素》：作为在国外很成功的摄影家，您为什么选择了回国？回国后有什么感受？

汪：感受就是反向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我走得太早，81年就出去了。那时候中国整个很封闭，出国后眼界一下就开了。没想到20多年过去，我回国了，却发觉自己像落伍了一样，开始完全甚至不知怎么办好了。

《像素》：文化反冲太强烈了，感觉到一种边缘化？

汪：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来面对这种现实。我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我在国外惯行的方法，都无法适应中国的现实。

《像素》：既然是这种状况，您为什么还要选择留在中国?

汪：我以前从来没有怀疑过的是，转了那么多地方，包括欧洲很多很好的地方，那么再好的地方，我也感到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一直摆脱不了这种感觉，我没有办法融进去，所以它不属于我。我不能像别人那样落地生根。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单独一个人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去生活。有些人，他们能玩，能挣点钱活下去他们就满足了。可我这种搞文化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回来。但是没有想到回来以后是这样一种国情。……美国的资本主义是高端的资本主义，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规则和约束。而中国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这个带来的一种文化现象，就是什么都可以忽悠。……什么时候才能让人们从心底里去尊重文化、敬仰艺术，这不是有两个钱就能做到的。所以我对国内这个形势很茫然。

《像素》：您的作品主要应该是走收藏市场，但是现在面对中国这种糟糕的影像市场，拍卖您拒绝，办展览又达不到您的要求，怎么办呢？

汪：中国这种没有规则的东西太多。中国整个艺术品没有一个正常的市场。什么叫市场，要有一大批收藏家才能称之为有市场。但是中国不仅是影像，整个艺术品市场都没有一支很好的收藏队伍。现在的现实是，艺术品的投资，其实是为了投机，为了炒作。艺术家炒做自己的名声，投资者是大多只想投机。搞得整个市场很混乱。

《像素》：您现在的主要市场都放在国外吗？

汪：我目前跟纽约的画廊和波士顿的世界摄影画廊协会有合作。另外我还想到欧洲做摄影展，巴黎、柏林都在计划之中。

《像素》：现在主要还是美国这两家吧？日本有呢？

汪：还是美国这两家为主。日本银座有一家，做得不太好，在日本，摄影这个市场推起来也是比较吃力。

《像素》：那您在中国完全没有销售和代理吗？包括香港、台湾？

汪：都没有。等慢慢缓过来再说吧。现在中国的摄影家完全靠自己的作品生活，几乎还是不行的。我是日本大学摄影研究所的第一个中国大陆人。当时老师问我毕业以后想当什么？我说首先是写真作家（摄影家），就是靠摄影吃饭的，当时连日本也没有一个这样的摄影家。

《像素》：您是哪年去日本的？在国外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汪：80年。待了28年。其间去了很多地方。在国外，我觉得法国艺术家最受尊重，甚至法国文化部都有很多的艺术家资助计划，比如提供低廉租金的房子。我经常想为什么伟大的作品大都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有那么一大批理解艺术，需要艺术，崇拜艺术而且养得起艺术的贵族，包括皇室。中国的唐宋时期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