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的自由

我过去只注意汪芜生的风景摄影，想不到他也重视人物肖像。这幅《作家周扬》，就是前几年汪芜生从日本回国省亲，趁周扬尚未重病时所拍摄的一幅肖像。

肖像摄影和肖像画有一致性。都以某一人物为创作素材；而双方的差别也很明显。单就拍摄时机受到限制这一点来说，肖像摄影缺乏肖像画的自由。据说周扬在病院的这几年，连熟人也不能认识。如果摄影家企图在这样的年代拍摄《作家周扬》，这么神旺的肖像是不可能得的；正因为这是汪芜生在几年之前拍摄的，周扬那健康时的神态成为这一肖像作品的可贵之处。

这幅照片中的周扬好象正在思索，其实他本来不是随时都在思索的。因为汪芜生掌握了作家正在思索这一瞬即逝的拍摄时机，作品显示了一个作为作家的神态特征。倘若他没有敏捷地感受到对象的独特形态，怎么可能保证这幅肖像摄影在艺术上的独特性。在我看来，比较熟悉周扬的观众，能从照片所显示的这一特征联想到周扬在会场发言前后的动作表情，觉得这一照片具备了性格描写的准确性。只能记录性格而不能描写性格的肖像摄影，对性格的记录给双众提供了在想象上作补充的可能性。

摄影不可能也不必记录人物性格的一切特征，形象的丰富性不能不依赖观众的补充。这是摄影在创作过程中不及绘画自由，即有更大的局限性的表现。但是摄影是可能在拍摄活动中拥有选择拍摄角度和距离的自由，而且可能恰好掌握得住最佳的拍摄时间，所以它的形象可能唤起观众不受瞬间神态的特征所局限的联想和想像，在观念上对人物的性格特征作出无形的补充，这却是肖像摄影也有优越性的表现。

这种局限性谁也不能超越，这种优越性却很值得宝贵。肖像摄影对人物精神特征的再现，处于不自由和相对自由，即被功与主动的对立统一。庄子着书立说时当然还没有发明摄影这一现代化的物质手段，但他在《大宗师》一文里所说的“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的话：不妨当作主体对客体的掌握这一点来理解。摄影家所应用的道术区别于庄子所说的道术，但摄影家同样可能体现主体对客体的这种精神关系。如果说一定的道和术都是对事物的规律性的掌握，摄影家如何在被动中求主动，在不自由中获得自由，从而选样了最佳的拍摄时机，这一切岂不也象鱼在水中那么有了自由感与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