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摄影家汪芜生构思并持续拍摄了近三十年的主题—“故乡”的首次面世。在他的照片库中，存放着几万张皖南徽州民居的影像。他曾迟迟难以整理、发表—也许是所谓的“近乡情怯”—这个报道其实缘起于2005年对汪芜生的首次访问。五年间，这个 “梦中的故乡” ，始终萦绕在《生活》的纸面上。我们频繁询问他的梦中故乡，催促他整理底片。好脾气的汪芜生也终于肯进入库房，搬出故乡的冰山一角—首批一百张图片，经遴选后于《生活》发表其中一部分。皖南，徽州。在个人 ，这是芜生的父辈、祖辈埋在他血液中的乡情乡景，故土记忆。在人类，这是汪芜生刻意要展示于现代文明面前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它们是人类生活哲学的故乡。
故乡的梦
摄影：汪芜生 撰文：刘娟娟
芜湖距离泾县其实不过一百来公里。
离家三十年后，却成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那回不去的故乡，隐埋在子辈的梦境中，催梦依依。
近六十年后，留学东瀛后第一次回国的汪芜生，看到父亲汪仑凝视着自己亲笔题写、制成的那副木匾时，他正大口扒着久违的家乡菜，动作却慢慢变缓。从父亲沉肃的脸上，四十岁的儿子又看到那一种哀伤的神情，他深知父亲心中有一处已成块垒的忧郁和隐痛。匾上是端正敛秀的两个字：寄园。
如同大多数在流荡、迁徙中出生的孩子一样，父母为他取名芜生，安徽芜湖出生的孩子，但芜湖却一定不会是父辈的故乡。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说过：“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总可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当你翻阅中国电话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们的籍贯。正如在美国一样，人们一看电话簿，便知道谁是苏格兰人，谁是爱尔兰人，谁是瑞典人、挪威人等一样的清楚。”
于是，汪芜生这个名字，会传达给你这样的信息：他祖上是皖南徽州人，而父辈亦必流离漂泊，在芜湖诞下这孩子。芜生还有个姐姐叫延生，于是你知道，他们的父母还曾经到过延安，在星火燎原的三四十年代，你猜的没错，他们信仰共产主义。看，从孩子的名字中，我们能约莫判断他们父辈的来处、经历、以及信仰。名字亦是宗族、血脉、时代烙印的流传，跟着人一辈子。
汪仑离了寄园
芜湖距离泾县其实不过一百来公里。离家三十年后，却成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汪仑是在1926年离开皖南泾县茂林村的。这一年他15岁，也是清王朝盖棺入史，民国建立的第15年。这一年，张作霖宣布东三省独立，后与吴佩孚一同主镇北京。冯玉祥率全军加入国民党，北伐战争暴发。孙中山在去年已经逝世，毛泽东在年初的长沙大雪中，写下《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而后赴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在广州设计了“中山舰事件”，开始一系列清共行动。同样是这一年，晚清状元、近代实业家张骞去世，后来的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出生。电视机在英国刚刚被发明，《良友》画报在上海创刊。
整个中国，犹如一艘曾被捆绑了千年的巨轮，一朝挣脱缰绳，卯着劲发愿要远离那腐朽的岸，加速驶向激荡的大洋。船上的人形色各俱，眷恋伤悼旧岸繁华的，演讲释义新世界新名词的，端着长枪的，揣着短炮的，纷纷扰扰。船在惊涛骇浪中晃晃荡荡。浩浩巨轮驶向何方，没有人知道。
北伐军路过茂林村时，15岁的汪仑和母亲吴鸿赐居住在村中“寄园”内。茂林村在哪里你不知道，但如果告诉你，15年后，当汪仑30岁时，即1941年，这里会发生一场战役，国民党军队八万余人，围袭奉命北上到日军后方打游击战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史称“皖南事变”，就在茂林，你就能在历史坐标上定位下这个村庄。
父亲汪席珍是茂林吴家的上门女婿，泾县东乡星潭村人，祖上来自和茂林一山之隔的旌德县和绩溪县。汪家在吴家老宅“辑园”附近修建了一座“寄园”，表示寄居于茂林吴家。同其他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的徽州青年一样，汪席珍经常出外跑生意，在芜生得自父辈口述的模糊记忆中，祖父似乎在省府安庆经营一家布匹绸缎店。
汪仑自幼帮着母亲种菜制酱、饲养家禽度日。祖上显赫的吴家大小姐写得一手极为漂亮的小楷，却做着和普通农妇一样的活计，对独子的教育仍沿袭着她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同时，这位开明的母亲也吸纳着时局变革中的新思想。
1926年，汪仑和同乡的几个青年设法联系上了路过的北伐军，揽下一些文化宣传工作。同年，他离开了“寄园”，前往芜湖、安庆读书。这个聪敏好学的孩子深得老师喜爱，学费和生活费均由教授们资助。1930年7月从安徽大学预科毕业后，因为经济压力，汪仑由老师介绍到安徽通志馆任录事，维持全家生活并自修阅读。此间汪仑开始接触到张天翼和叶以群等左翼作家，并担任《安庆晚报》副刊编辑，发表小说《二十个铜子》、《大麦岗》（描写农民暴动）等作品，协助筹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安庆分盟。
“左联”，一个历史名词，在那个各种“主义”与“真理”竞相喷涌的年代，却是一群知识青年在构筑美丽新世界的纯粹理论中的热血沸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于他们，是先进，是时髦，是理想，是信仰……他们的血是滚烫的，情愿用一腔热血为这片冰冻三尺的土地醍醐灌顶。
还有，如果你在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的南京、上海、重庆、武汉等地生活过，你会知道，所有有公开职业的文人、商人、政要，乃至贩夫走卒，暗地里未必不是另一种身份。1932年汪仑到了上海，认识后来的妻子董曼尼，这个来自大冶，自小长在上海，与丁玲等人共同筹组“左联妇女文艺研究会”的湖北女性。汪仑公开的身份是良友图书公司的美术与文字编辑，与赵家璧把日本、欧美的书籍装帧特色相糅合，形成了人们通称的“良友式”风格。并在1935年春夏间，与陶行知、沈钧儒等人协助李公朴筹办“读书生活出版社”（今“三联出版社”前身），担任经理兼业务部主任。暗地里，汪仑在左联秘书处工作，秘密刻印、传递内部文件。
夫妇俩1936年先后被中共送往延安，作为来到延安的第一批上海“知识青年”，汪仑化名王亦民，在红军大学（后来的“抗大”）当文化课主任教员，并每天安排时间为朱德做新闻和文化秘书工作。毛泽东来找朱德时，三个人常常就一起吃饭。在延安，汪仑参加筹建了“中国文艺协会”和“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延安分会”，1939年之后，被派往重庆等地，从事共产党的统战工作，社会职业是报纸总编辑和月刊社主任。皖南事变后，因口音不易隐蔽，汪仑被中共南方局派往安徽芜湖。
在儿子汪芜生看来，他们一辈子心向光明，追求真理，追随革命，但却很看重自身的自由。在抗日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中，汪仑继续以各种职业做掩护，为中共组织做地下工作。后来多地折转，最终落户芜湖。
汪老太离了辑园
为什么会有回不去的故乡？说回汪仑的母亲吴鸿赐，茂林当地人称“汪老太”者也。
你以“皖南事变”记住了茂林，然而它并非仅此而名。“小小泾县城，大大茂林村”是皖南口耳相传的俗语。这个古老的村落，从一千年前的北宋开始，就是吴氏族人的聚居地。
吴氏始祖可追溯到周文王姬昌的兄长泰伯，他被发封于吴国，因而得姓为吴。茂林吴氏尊泰伯第78世孙、南唐循州司马吴万一为一世祖，其子吴希贤迁至泾县，定居于东庄（今乔吴）。吴希贤生三子，次子吴安国于北宋年间，娶了河西的宋氏为妻，从东庄搬到宋家坦。后来吴姓日藩，逐渐取代宋氏。因这里四面环山，双溪汇流，生长着茂密的树林，宋家坦改名“茂林村”。村庄最盛时曾占地数千亩，富商豪宅鳞比栉次，职官品第比比皆是。
村中有当年吴安国植下的一棵紫荆树，存活了大约九百年，守望着吴氏宗族的茂叶繁枝。茂林吴，也与旌德江、绩溪胡、宣州梅并列为皖南四大姓。从茂林村走出的文化人有汪仑的儿时朋友——作家吴祖缃和他的哥哥经济学家吴半农，还有画家吴作人的父亲。
“辑园”是当时茂林最大的住宅，吴家祖上的老宅子了，也不知传了多少世代，历经几多繁华衰落，才到吴家大小姐、汪仑的母亲吴鸿赐手里。虽是家道中落，诺大的老宅中，却明灭辑录着祖先们曾有过的生息、印记与哀荣。是百世宗族的记忆。是祖上留下来的。
1938年新四军进驻泾县时，吴鸿赐大约五十七八岁，小脚，出门要拄拐杖。她让新四军民运工作组和战地服务团都秘密住进了“辑园”，又为中共茂林区委安排了一个隐蔽的房间，作为办公室，在那个房间，许多人曾举起拳头宣誓入党，其中就有汪老太。成为党员的汪老太担任了茂林妇抗会主任，发动妇女参加支前活动。1939年新四军在当地举行抗日救亡宣传，当《光明的火炬》刚演完时，两名女战士陪汪老太登台演讲，老太太举手高呼“打倒日本侵略者！”，“坚持抗战到底！”，当场千余人异口同声呼应，情绪热烈。
“皖南事变”发生后，汪老太要求随新四军突围，但因她年老又是小脚，组织上要她留下，抚养军中几个带不走的奶孩子。“辑园”与“寄园”同时被国民党监视，汪老太三次遭到逮捕，几番经受严刑，毫无畏屈。每次都是丈夫汪席珍四处活动，设法将她保释出来。
后来，抗战结束了。再后来，内战也结束了。过去的故事，一翻开来，就说也说不完……汪老太和丈夫汪席珍被迫离开汪家的“寄园”、吴家的“辑园”时，是在土改的1950年至1952年间，孙子汪芜生记不确切了，那时候他才五六岁呐。只知道祖父祖母带着能从老家带走的家当，搬来芜湖和他们一起住。从老家带来的那些东西芜湖其实都有，铜手炉之类的。然而小小的芜生还不能明白，有些东西是芜湖没有的，也是祖父祖母永远无法带来，而终生魂牵梦萦的。那是百世宗族的记忆，是对故土的依恋。
我是徽州人
“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1960 年的一天，助手离开胡适的卧室时，听到身后在用绩溪方言念这几句诗。
庾信是公元六世纪的南朝人，梁元帝派他出使西魏期间，梁被西魏灭国。而北朝君臣素来倾慕南方文学，对才华横溢、久负盛名的庾信礼遇有加，所以庚信既是被迫也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北方，再也没有回过故土。庾信在北朝加爵封侯，被尊为文坛宗师，但却时常客思凄迷，他曾作《哀江南赋》，抒发故园之思，至死都因不得返乡而怨愤。
晚年蛰居台湾的胡适，念念难忘的是故乡徽州。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他，常对自己晚年的助手胡颂平说：“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我小时用绩溪土话念的诗，现在也只能用土话来念。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
1895年，四岁的胡适从出生地上海，随母亲回到了家乡上庄，一住九年。这时期的上庄号称“小上海”，商铺林立，车水马龙。乡里更多的族人则出外经营，有的已是赫赫有名。汪立政去了上海，创办“汪裕泰茶庄”，成为沪上著名的茶叶大王，与胡适同一家族的胡开文墨业也闻名全国。
来听胡适介绍一下徽州：“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一共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便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徽州地区全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约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
徽人为经营茶叶、笔墨、宣纸、木材等物料而“行买四方”。“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商帮，徽商与晋商，皆处于贫困山区，在种地无以生存之际，选择了远贾异乡。徽州人所做的买卖相当多，也慢慢有了“无徽不商”的说法，但据说有两样东西是最忌讳的：一是茴香，而是萝卜干。因为“茴香”的谐音是“回乡”，“萝卜”则意味着“落泊”。
随着徽州商贾财力的如日中天，到了明清时代，已是“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在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同时人文郁起，山川风物为四方所羡，徽州文化呈现空前辉煌的一瞬，孕育出新安理学、徽州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新安医学、徽剧、徽菜、徽派盆景和徽派建筑等诸多文化事象与流派。而与通常认为的商业繁荣会逐步瓦解固有的家族制度大相径庭的是，宗族亲缘制度反倒在徽州有了更普遍的发展，“家多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
绩溪，徽州，虽江流有声，奈何断岸千尺。故园在胡适心中，梦影迷离，他总想起上庄村胡氏祠堂前院内，那棵两百多年的罗汉松……上世纪50 年代，胡适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邀请，作了十数次的口述回忆，简明介绍自己的家世、求学和治学的经历和学术成就，这就是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翻开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是“故乡和家庭”，其下小标题是“徽州人”三个字。接着正文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是安徽徽州人。
台湾学者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是隶属徽州文化圈的淳安古城内一个绸缎庄商户的女儿，在1949年跟随身为国军宪兵队长的丈夫龙槐生，与撤离大陆的两百万军民一起，离开了家乡，渡海赴台。
美君在兵荒马乱中仓促上路，只对母亲平常地说了一句：“很快回来啦。”她那瘦弱的母亲，裹着小脚，立在老屋门边看她跨出家门，头也不回就走了。
龙应台说——美君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絮絮叨叨：“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新安江的水啊，是透明的！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下来，站进水里，把两个裤脚扎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脚里慢慢是鱼……”然后美君再望着女儿无可奈何地说：“唉！对游（牛）弹琴啦，你根本没见过那么清的水嘛！”乡音难改。
晚年的应美君渐渐不认得自己的儿女了，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淳安人，当女儿问她：“你是淳安人吗？”她总是一脸惊喜地回答：“对啊，淳安人，你怎么知道？”一次女儿带她到乡下看风景，路上她突然兴奋起来：“这条路走下去转个弯就是我家的地。你看你看，那个山头我常去收租。佃农在我家地上种了很多杨梅、桃子，我爸爸让我去收租。”女儿耐心跟她讲：“妈，这里你没来过了。”老太太就要开骂：“乱讲，我就住在这里，我家就在那山谷里，那里还有条河，叫新安江。”
那一片台湾的山林，仿若淳安，使得老人忽然时空流转，回到童年。在天涯漂泊后，让她至死不渝的，只剩下故乡。
芜生的梦境
芜湖距离泾县其实不过一百来公里。汪仑与父母回不去的故乡，却成为隐埋在子辈梦境中的乡情。
汪芜生是在22岁那年回到泾县茂林村的，1967年。他简直难以置信-——“我到过这个地方！”——黑白相间的皖南古建筑一座座蹲伏在逶迤青山中，如绸如镜的青弋江水蜿蜒其间，儒雅的民宅，庄重的祠宇，矗立的牌坊，树影婆娑的水口，还有那些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庭院深深的老宅间狭长的石板巷-——他几乎曾在梦中触摸过石板路上湿润的哒哒马蹄声，混着夜间的馄饨叫卖声，催梦依依。
这些景象竟然就是他梦中反复出现过的画面，从他有记忆时就经常做的梦——只在1946年初，芜生满月时，他曾随父母返回茂林过春节。但是刚满月的婴儿能有什么记忆呢？——他从此再也没有见过皖南村落，直到22岁。
对影像近乎天赋异禀的芜生，后来成为了世界级的摄影大师。在他拍摄的中国影像中，最著名的便是安徽黄山。
他1980年负笈日本学习艺术。1984年，东京艺术大学“中国民居调查团”计划到中国福建考察“土楼”——因漂泊远洋的中国人中，以福建广东人最多，海外对中国民居的了解也多始于“土楼”——汪芜生知道后，说服他们：“不如先放下土楼，我带你们去另一个地方，那里一定会令你们惊叹。”
带着一帮研究中国民间住宅的日本建筑专家，汪芜生再次回到了祖辈的故乡——皖南，徽州。徽州的古建筑将近两万多处。一行人参观了歙县唐模、泾县章渡、屯溪等古镇老街，仔细考察了歙县鲍家庄的罗宅，屯溪惣阳街的汪宅，泾县茂林的吴宅，歙县斗山街的秦宅、毕宅，歙县呈坎的王宅，黟县西递的胡宅……回日本后，调查团以图像、文字结成了一篇学术报告在国际上发表，成为对外开放后“徽州民居”大规模见诸海外的第一批传播资料。
1993年与2002年，汪芜生两次从东京返回安徽，寻找、拍摄他的梦境——自22岁见过故乡实景后，他依然不断做着那个源自满月时记忆的梦。
在汪芜生留日发展的年代，日本正经历着轰轰烈烈的现代工业化，然后渐渐遭遇诸多环境、人伦等现代文明的顽症。汪芜生黄山系列作品中，在山和云、动和静、光和影之间，思考着人的精神同自然的关联。他用当代的艺术语言，沿袭着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哲学理念。山水的静谧与光辉，可以将你吸入画面，然后在现代文明与古老哲学之间打坐、冥想。
在汪芜生的底片库中，也存放着几万张皖南徽州民居的影像。他迟迟难以整理、发表-——是近乡情怯吗？——从2005年底首次采访汪芜生，听他说起梦中的故乡，《生活》编辑部就渴望早日看到现在正在你眼前呈现的这些画面。那时，汪芜生忙于与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遗作一起作为东方艺术代表，出展联合国总部，为联合国成立60周年做总结性纪念展。那是联合国首次在总部主办一位中国艺术家的展览，也是总部60年来规模最大、展期最长、影响最轰动的一次艺术展。
这次展览之后，已届六十的汪芜生突然觉得，“该是回去的时候了！”——“我当时走出去，就是为了能够回来。转了那么多地方，包括欧洲很多很好的地方，再好的地方，我也感到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它不属于我，我不能像别人那样落地生根。”在权衡了北京和上海两地之后，2007年，汪芜生把工作室暂时安置在上海，“北京太躁动了，很多想成名成家的人一齐闹哄哄地挤在那里，我却认为孤独和寂寞是艺术创作的前提。”就算在上海，他也选择了远离闹市的闵行。
接着就是为2008年，华盛顿史密森尼博物学院旗下珍藏亚洲艺术文物的沙可乐美术馆的“黄山”特展做准备。与古代东方的七位山水名家——弘仁、戴本孝、髡残、石涛、程功、雪莊、一智有关黄山的作品一起，汪芜生的黄山摄影一并展出。这恐怕是第一次，一位在世的摄影家与七位古代大家的作品“联合出展”。
不能再等他了，我们开始频繁询问他的梦中故乡，催促他整理底片。好脾气的汪芜生也终于肯进入库房，搬出故乡的冰山一角——首批一百张图片，经遴选后于《生活》发表其中一部分，这是他构思拍摄近三十年的另一系列主题“故乡”作品的首次面世。
这是徽州人曾经的田园生活方式：日落而息，躬耕陇亩。青山绿水间，群鸭戏水，渔舟唱晚，土坡田野上，桑林滴翠，牧人归迟，炊烟袅袅处，小桥流水人家——但是祖上有训，株守不可取也，要走出去，去到外面的世界。“唯仕为尊”，要读书考官，考不了就“入贾从商”。
然而，徽州人又是如此眷恋着乡村家园。有人批评徽商浓厚的封建性，他们没有将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在赚得一笔钱后，就修宅买地，建造家园——是的，徽州人是中国人在文化思想上亦儒亦道的一个缩影，一方面积极进取，一方面在骨子里喜欢逍遥自由，田园风光。获得资本后，他们选择了隐逸乡土，对话山水。
当历史走上工业革命的轨道后，所有的资本当然全都用于扩大再生产了，也生出了更多的资本，无尽的资本。天翻地覆中，亦儒亦道，只是一个旧梦了。
皖南，徽州。在个人，这是芜生的父辈、祖辈埋在他血液中的乡情乡景，故土记忆。在人类，这是汪芜生刻意要展示于现代文明面前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说，它们是自然与人伦、精神与物质、道德与科技（工艺）、审美与实用等等，人栖息于大地中必然要面对的所有矛盾的其中一种选择——一个族群经过千百年所孕育出的生存理念的综合体。它们是人类生活哲学的故乡。
故乡的故事是说不完的。故乡也未必样样都好，我们虽不必再为某个贞女或官宦立下牌坊，然而困惑无助的时刻，回首乡土，也许总会找到一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