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摄影家的寻觅和追求
作者: 吴民民
这是一个当代中国青年艺术家的奋斗历程。
两次痛苦消逝的异国之恋都根源于那涌动于心中的艺术热流，那上下求索而又永无尽头的梦幻境界的召唤……
1970年1月，汪芜生被分配到安微阜阳地区广播站兼搞编辑和播音工作。阜阳县的军代表看中了这位有才华但又是锋芒毕露的青年。他把他调到了阜南县文化馆，并给他配上了整套摄影器材，让他当上了县文化馆的摄影师，这位从小喜欢绘画、音乐、表演的青年终于能够走上一条多少符合自己的理想，多少和艺术相关连的道路了。
他最初的杰作或许是那一幅带有着逆光色彩的黑白作品《晨渔》。这个毕业于物理专业的摄影者，充分运用了光的原理，在那位渔民把偌大的鱼网撤向泛着晨光的湖面之时把画面定格了，若隐若现地显示出了生活中充满着生气的景象。
这幅受到普遍好评的作品，对于汪芜生的人生影响极大。其一，使他被抽调到省里去参加筹备省图片社的工作。此后，虽然历尽艰苦，但他毕竟是理所当然地留在省图片社当摄影记者了。其二，使他受到了一位来安徽探望父母，可自己又远在上海的出生于书香门第千金的青睐。这位非常喜爱摄影艺术的小姐，从当初就下定决心，愿意把自己的终身，去托付给这位比她大十几岁的摄影记者。其三，它使生长在黄山脚下的汪芜生，第一次登上了黄山之巅，领略了黄山那种具有不断深化而又不断变幻着的自然美。从此，他爱上了黄山，黄山成了他的生命。谁知，他的摄影给他带来了灾难。
1978年春天，汪芜生在安徽省各地采访途中,突然病倒，而后没等身体复原，他又上了黄山，因为那时正是黄山杜鹃花盛开的季节。那是他第五次上黄山，毫无疑问，他的收获是巨大的。可是，没想到的是回来后他受到的打击也是巨大的。
“汪芜生，你真是会创纪录，一下去就呆了两个月。”这是他们图片社党支部书记的讥讽的语调。“是的，我是创纪录了，能干这样苦差事的不就是我汪芜生吗? ”他毫不含糊地反唇相讥。当这位支部书记要他向大家作出检查时，他愤怒地拒绝了。
于是，组织处理就来了：“停职检查”反省自己追求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
于是，他的所有摄影器材被收回。除工资以外，所有的奖金全被扣除。
他对之以冷笑，报之以沉默，对他所作的一切，他并不后悔，更不害怕。他利用这段时间学习英语，并积极准备报考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 —— 这实在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为了能够拍摄黄山，他必须含近求远，采取迂回战术。然而，图片社的领导是不会为此甘心的，他们利用汪芜生为练习英语口语经常去找一位在安徽大学任教的美国夫妇的情况，罗织了一条里通外国的罪行，请公安局立案追查。这时他的心里还存着一个希望，那位先他六年而去了美国的恋人，也许能助他一臂之力。汪芜生清楚地记得，1973年4月，她请求汪芜生跟她结婚，然后一起赴美。
当时，他没同意。他刚调到图片社，刚刚去过黄山，刚刚下过决心，要把自己的爱献给黄山。他不能为此而离去。他觉得他的摄影事业才刚刚开始。她了解他,就好像了解自己。可不，她就是先看到了那幅《晨渔》，而后才认识了它的作者的。为此,她跟母亲发脾气，说她决不去美国。她甚至任性得要撕机票，只是在他的温柔的劝慰下，她才平静下来一点。
预定的出发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可她仍然固执己见，假如汪芜生不去，那么，她就一定要留在中国陪伴着他。她的这一片深情使汪芜生自然感动万分。他当然爱她，为了和她在一起，他当然希望她能留下来，或者就干跪一起去美国。可是他爱事业胜过爱女人。
1973年5月，他终于把她送上了远去的飞机。在机场上，她发誓等着他，而他也发誓，只要尽善尽美地拍摄好黄山就立即去美国。他们争取一起在美国办一个黄山摄影屐。他们交换了信物。她送他一条由她亲手缝制的被单，并希望他每晚都盖在身上，这样每天都可以想到她。而他送她的却是那幅被放大了十二倍的《晨渔》，他要她把这幅画放在卧室里，这样时时刻刻都会想起那位深藏在她心中的艺术家的理想是，三十而立业，四十再立家 ······
此时此刻，面对着这种种潜在着的危险，汪芜生想到了她，同时也想起了那种逃避现实的办法。他决心写信，决心远走他乡。只是，在他动笔之时，他流泪了，他实在舍不得脚下这决土地，这决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血肉作代价去讴歌的理想的圣地 —— 黄山。
往常，只要他给她去信，她的回信总是及时的，那时间精确得可以计算出来。可是这一次却没有。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回音 ，又过了一个月，仍然没有回音。
他决心再写一封信，重复一遍自己的意见。他觉得他必须要加快动作，因为在这一边，公安局已经立案，对他的审查已经开始。
消息终于来了，不是信件，而是来自上海的她的舅舅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汪芜生，她已经加入了美国籍，她已经收到了他的来信，她已经回到了上海探亲，并且，她已经结婚。她这次回中国是特意为赎罪而来，她希望他马上去上海······
这真是五雷轰顶!他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不相信那曾经有过的无数的信誓旦旦会成为虚伪的谎言。
他拒绝去上海，他不愿意再去看那一对细细长长的丹风眼以及那两个含笑如花的小酒窝。然而，她却到合肥来了。她想请他原谅，并想告诉他，她这次纯粹是为探望他而来。可是，一切已经多余，往日的欢乐已经不会再来。
他们相对而坐，默默无言。
过了许久，他 说∶
“你不应该再来看我。”
“不，哪怕是被你杀了我也要来。”她哭诉着。
“别那么想。我已经不责怪你了，”他的声调很平静。
“可是，我让你等了六年……”她仍然在哭。因为，她毕竟有着她的苦衷，“跟我去美国吧，我已经帮你联系了学校，只要你愿意去······ ”她一如当初似的央求道。“不! 我不会再去美国了!”他断然拒绝道。
爱情结束了，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厄运到此为止。公安局的调查，虽然已经不了了之，但图片社的纠缠，却仍然没完没了。现实再次使汪芜生明白，他不能再在这儿呆下去了，否则，他的时间与精力，他的青春和热情，都将被那种百无聊赖的牵扯消耗殆尽，而最终受到损失的，则是他的如日中升的事业。
他还是想到了出国，把主攻的方向放到了日本，他失散多年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在那。汪芜生决不愿向黄山告别，可又不得不向黄山告别。
也就在此刻，汪芜生的那本由中国美学研究会会长王朝闻作序，受到中国美术界、摄影界的权威一致赞赏，并同时受到艺术大师李可染、李苦禅和蒋兆和先生首肯的《黄山 —— 汪芜生摄影集》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件事无疑给仍然处在彷徨和忧郁中的汪芜生带来了一些鼓舞和安慰。但他已经伤透了心，他咬了咬牙，义无反顾地走了。那时他已经三十五岁，时间是1980年8月。
卧薪尝胆 —— 在“红灯区”苦斗
初到日本的那一段日子，汪芜生常常感觉到一种来自精神上的室息。在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汪芜生感情复杂地对我说道：“与其说是艰难困苦，不如说是孤独、沉闷。在我工作的那家中国莱馆，那位中国老板和厨师、伙计，从来就没有把我当人看过。他们自己没有人格，因而也以为跟他们在一起干着同样工作的人也是不需要人格的。每次当我应邀参加访日的中国艺术家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后急匆匆地回到菜馆，脱下西装换上工作服时，那些无知的家伙就想竭尽能力地侮辱嘲笑我。那时，我气得就想挥舞拳头狠狠地揍他们一顿。那些蠢货，他们怎么可能理解涌动在我心灵深处的那种情感呢?那是最刺激人的，它带来的不汉仅是肉体上的疲劳和精神上的痛苦，它会使你的整个感情世界为之崩溃。因此，这样的工作才干了十个多月,我就支撑不住了。那一天，也就是在我参加了宴会后，又在店里受了三个多小时的气，硬撑着在深夜回家时，我不知怎么地就晕过去了。醒来后我已在医院的门诊部，医生告诉我说，我患的是急性肝炎，需要的是营养、休息和治疗。可这些都是钱啊，但我······当时，我真正地感到绝望了。”
但汪芜生也有着自己的幸运。就在他得肝炎躺下的同时，日本著名的《朝日画报》以7整页的篇幅刊登了汪芜生来日前拍摄的12幅黄山摄影作品，这些充满着东方水墨韵味的作品，把黄山那梦幻般的云雾和神秘的山水景象带到了日本。被称为是日本画坛五泰斗之一的著名画家加山又造先生，从汪芜生的那些摄影作品中，看到了黄山的那种壮丽和飘逸，决定亲赴黄山一睹为快。返回东京后，他又马上发表了《黄山云涌》和《黄山霖雨》等作品，并亲自作序文，说明自己是受了汪芜生的黄山影作的影响而产生了这种创作欲望的。此后，东京艺术大学的茂木计一郎教授把汪芜生的黄山影作放制成巨幅照片，镶嵌在已有400年历史的横滨古刹劝行寺本堂正面佛龛隔扇和边门隔扇上了，那独具一格的构思，顿时引起了日本各界的注目和反响。日本NHK广播协会及其报纸，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这些消息，从而使汪芜生的知名度在日本一下子得到了提高。而这正是目前汪芜生最为需要的。因为，除了要得到日本艺术界，及其观众的认可之外，汪芜生还想以此作为自己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申请奖学金并到日本大学艺术研究所从事艺术研究的资本。按照日本文部省规定，申请国际交流基金并从事研究，需要 3 位教授级以上的名人推荐。日本摄影协会会长渡边义雄和东京艺术大学教授茂木计一郎先生已经答应做他的介绍人。可是三缺一，这第3位名人又该到哪儿去寻找呢?
1982年11月末，已经走投无路的汪芜生终于决定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求援。
看了他的黄山影作后，宋之光大使忍不住地拍案叫绝。这是我们中国的人才啊，他的成功不仅是中国艺术家的成功，而且也是黄山艺术的成功啊。在宋之光大使的推荐下，原日本东京大学校长茅诚司先生约见了汪芜生，茅诚司先生看了汪芜生的黄山影作之后，欣然提笔，给国际交流基金研究会写信，推荐汪芜生。
皇天不负有心人，汪芜生终于成功了。从1984年3月份起，汪芜生成了一个每月拿38万日元奖学金的国际交流基金会的研究员，在日本大学艺术研究所研究摄影艺术。这个奖学金他虽然只能拿一年，但是，这笔钱却给他重返黄山摄影提供了经济上的保证。
1984年5月3日，汪芜生终于在东京的成田机场启程回国。他要向黄山那虚幻的世界，去索回那被云雾缭绕的艺术的金字塔了。
黄 山 之 恋
一个半月以后，他满载而归。一出东京成田机场，他发现，在机场出口处，她在等着他。
他有点吃惊。他根本没想到。他只是在给她的信中简单地提到了他在黄山的收获和他回日本的日程。他更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叫做康斯坦斯·汉密尔敦的美国姑娘是否会理解象他这样的中国人。
然而，她却来了。这个比他小11岁的27岁的姑娘。此刻正捧着一束郁盒香，站在那熙熙攘攘的人丛中，深情地注视着他。这位有着高高的个子，披着金黄色的长发，长着一对蓝色的大限睛，嘴角总是流露着一种调皮的笑容的姑娘，她毕业于耶鲁大学中国文化专业。在香港学过中文，而后考上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法学部专攻法律学，又于1年前拿着国际基全交流会的奖学金来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部留学。
汪芜生对我说：“她对我十分真诚，作为一个美国姑娘，那确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从黄山回来以后不久，我们就堕入了情网。我决心和她结婚了。因为在那时，我也期望有个安定的家庭。那一年的我毕竟是三十八岁了。况且，她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就要结束，她马上还要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最后攻取博士学位。”
1984年7月22日，他们的婚礼终于在东京都一座豪华的中国饭店里举行了。结婚仪式后，他们开始了为期四天的，以伊豆半岛为中心地的新婚旅行。关于这次旅行，汪芜生向我说道：“在我的一生中，恐怕是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旅行了，一方面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毕竟是新婚旅行，况且汉密尔敦小姐的情绪也非常好，和我在一起，她似乎很辛福。另一方面我又感到非常累，不知怎么搞的，我总觉得，她对生活的要求太高了。也许这是因为她在美国过去就是这样一种贵族式的高标准的生活，或者是西方人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本来就很高，而我们中国人对待生活又太随便了的缘故。所以，为了迎合这种生活，我感到一种身心上的疲劳。由此，我想到了我们之间的差别。比如说日本，我在这里到餐厅工作每小时工资额才700日元左右，即使是到学校去教中文，每小时工资最多也就是3000日元了。而她在语言学校教英文，如每小时工资额低于l0000日元那她是决不会去干的，更不要说到日本的餐厅去工作了。在日本，干这样的临时工全根据当事入日语水平的高低而定，这一点几乎适用于任何一个在日本寻找临时工作的外国人。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是如此，我的日语水平比她要好许多，但是当一样的老师，我的工资却比她低好几倍。这种明显的不平等，难道不带有一种种族歧视的色彩吗? 而一旦这种不平等甚至于在夫妻关系中都要表现出来时，我就更难以接受了。此外，我还感到难以理解的是那种在夫妇间，经济上都是各管各、明算帐的习惯。我不知道称这为美国人的习惯是否合适，但是我们之间确实是这样做的。当然，这样做也并不是不好，例如我们的收入相当，这根本无所谓。可是我们完全不可能相当。假如我要是去迁就她，那就是意味着，我要拿我的小时工资额为 700日元的收入，去过她的那种收入为10000日元的生活，即使是各付各的，我也受不了呀。幸亏我们的新婚旅行才只有四天，也幸亏这次旅行后不到三天，她就离开东京回纽约了。可是，当我来到东京成田机场去送她时，我的心情又是非常奇怪的。本来，新婚之别应该是恋恋不舍，甚至于还会非常难受，可是在那一天，除了那种寻常人都会产生的恋恋之情以外，我还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一种解脱，一种仿佛是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从而突然地感觉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来自于身心的轻松和自由。可不，从现在起，我又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生活，随心所欲地去追求我的事业，随心所欲地去过我想过的日子，再不必去装修门面，讲究措词，顾及他人的心情和其他了。这种日子难道不正是我所需要的吗? 这种在身心上能够得到完全自由的生活，难道不正是古今中外的所有的艺术家都一直在向往，并且一直在追求着的吗? 可是 ······ 当我最后地看到她向我飞吻，挥手致别的神态时，我又在谴责自己。或许，我不应该这么去想，或许，我真的太自私，可是……咳，生活真是一个既来自于感情，又要毁灭感情的无形的网啊 ……”
1985年6月l日，汪芜生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成田机场，如同当年汉密尔效小组来机场迎接他一样，他的手里也捧着一束花。
她走出来了。马上，她就在人堆里看到了他。她兴奋地向他跑去，那种思念之情全然溢于言表。
“这次你就和我一起回美国去。到美国再去继续你摄影事业吧!”汉密尔敦小姐高兴地叫道。
“美国……”他不解地始起头。
“是的。去美国。 Darling ，我们得象个家庭一样的过日子。我们得在一起做饭，上班，休息。明年我就可以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博土学位了。以后，我要开一个法律事务所……”
汪芜生疑惑地抬起头，他望着她。他想从她的眼睛里去看到她对他的黄山摄影艺术的关心和兴趣。可是 ······ 他在她的眼睛里，却怎么也寻找不到那关于黄山的一丝一毫呢? 汉密尔敦小姐还诉说她不能忍受那种孤独的来自精神上的痛苦。她一定要汪芜生立即办理和她一起去美国的入境手续。
汪芜生没有同意，他向她强调说，黄山摄影艺术已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现在，他必须集中精力完成他在黄山呕心呖血拍摄下来的那300多个胶卷的冲洗、整理和制作工作，这是个繁琐的工程，没有相当的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日本的著名出版社 —— “讲谈社”已经答应给他出版黄山影集。他决不能半途而废地离开日本，奔赴美国。
他们的意见实在难以统一，并且也实在无法统一。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双方都有着自己深深的爱好并追求着的如日中升的事业。他们绝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这个世界，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也不行。
两个月以后，结束了在日本法律事务所实习工作的汉密尔敦小姐，终于无可奈何地单独返回美国了。但是她又绝不死心。她准备单独行动，首先在美国办完有关汪芜生的所有入境手续，以后再去日本。因为，她明年还要在日本实习两个月，只要把办好的所有的手续都带过去，汪芜生也许是会动心的。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个家嘛，而把家安在美国，对于世界大部分的人来讲，好象都是求之不得。汉密尔敦的父亲虽然早已去世，可母亲还健在，而且哥哥又在美国开着大公司，偌大的家产对她的未来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同样，这些家产对他的未来的作用，也非同小可。他的摄影艺术，假如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去作后盾，那还不是空中楼阁? 而只要他跟她去美国，把他们的家搬过去，那么，理想中的一切就都可能付诸实现。
怀着这样的计划，汉密尔敦小姐在1986年5月再次飞抵日本。她手里揣着有关她的丈夫赴美探亲，进而定居的所有文件。在这些文件上，美国的出入境管理局的官员，已经清楚地写明了自己的态度，只要把这些文件再加上汪芜生的护照以及他的有关身份证明递到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那么只要三天，赴美的签证就会到手。
对于汉密尔敦的计划，汪芜生确实感动了很长时间。他终于认识到，他和她之间充满着矛盾，但这个美国姑娘确实在深深地爱着他，假如跟她一起去美国，那未来生活上的美满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可是，幸福呢? 他那夸父逐日般的对于摄影艺术的追求和执着，她真的能够在心里去予以理解吗? ……他还不能轻易地去下这个决心。
“我可以跟你一起到美国去，但是，住上一段时间后我还得再回日本来 ······ ”
“为什么? ”
“因为我在日本的工作还没搞完。你不明白，我在日本奋斗了那么多年，我就是要在日本把这个展览会搞成功了以后再离开这里。”
“那 ······ 好吧，我等着你，给你两个月时间作准备，那时我的论文笞辩也该结束了，我们一言为定······ ”汉密尔敦注视着汪芜生，喃喃地说道。
“是的 ······ 一言为定。”汪芜生也重复了一句。他们就这样再次分手了。
在这两个月内的最后一天的傍晚，汪芜生走出了暗房，他脸色苍白，两颊消瘦，呆呆地站在窗边，茫然所失地注视着天边那最后的一抹云霞。正是在那一天，他下定了决心，从而把自己的人生，继续指向那布满着险恶的荆棘之中。
两天后，电话从纽约打来了，那是汉密尔敦天使般的充满着诗意的问话。
“你决定什么时候启程? ”
“我已经决定了，在实现我的目标以前，我决不去美国! ”
“为什么?Darling，我希望你再冷静考虑考虑”她大吃一惊。
“不用了，为了今天，我足足考虑了两个月。”
“你真的不再考虑我的意见了? ”她试图再作最后的努力。
“是的，至少现在不考虑。”他的回答斩钉戴铁。
“那我们就 ······ 离婚 ! ”她停顿了一下，不情愿地、但又是非常坚定地吐出了那最后的两个字。
“ ······ ”汪芜生的肩膀本能地一颤,整个身体不由自主地靠到了墙壁上。他嚅动了一下嘴，没有回答。稍停顿了一下以后，他狠了狠心地对着电话耳机大声说道：“一切听便!”随后，他率先把电话挂断了。
他们彼此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黄山幻幽》 —— “现代水墨画”
又是两年过去了。
当1988年的春天姗姗来临之后，随着汪芜生那一批又一批的黄山影作从洗印问的暗房里走向社会，日本的摄影界、美术界以至新闻界的反应也越来越大。终于，这一系列的消息也引起了善于把艺术变为商品的日本企业界的注意。
1988年6月17日，由在日本经济界首屈一指的西武财团主办，一个面向日本贵族阶层的高档艺术作品展销会，在东京都高级住宅区附近豪华的高轮王子饭店举行了。在这个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精美、最昂贵的展销会上，汪芜生的黄山影作，被制作成巨幅摄影屏风，独占一个大厅。其中，每幅屏风的价格，都在l00万日元以上，最贵的达到了200万日元。主办者给这些黄山影作取了一个动人的新名词 —— “现代的水墨画”。
1988年8月，西武财团决定，在座落于东京都繁华中心地带的西武美术馆那金碧辉煌的展览大厅里，为汪芜生举行题名为“黄山幻幽”的摄影作品展览。同时，日本最大的出版社 —— 讲谈社，也在那一天，正式出版发行汪芜生的黄山专题影集,题目也叫做《黄山幻幽》。为了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西武美术馆和讲谈社准备在馆外大厅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各方来宾。
听到这个消息，汪芜生真是大喜过望，他更没想到，在他最困难的时期照顾他如同亲生父母的前中国驻日本大使宋之光和夫人，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在百忙中前来参加这一次庆祝宴会和纪念活动。
汪芜生走到话筒跟前去了，在摄影记者的照相机的镁光灯中，他的神情显得激动而又平稳。
“汪先生，请您讲几句吧'或许只有您自己的话，才能更代表着您自己。”主持人再一次地把话筒递到了他的手中。
“是的，先生，您说的对! 摄影艺术 —— 作为一种永恒，在这20年中是怎样令她的儿子，象夸父逐日般地去拼命，去奋斗的。能象今天这般地去创造欢乐来献给我们这个还太缺乏欢乐的世界，能把艺术的自然属性再一次地回归到艺术家的手中······ 这一切虽然可能也可信，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只能是一个梦，一个始终在追求着，而又是难以实现的梦境 ······”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10月版，山水摘 ) |
